舆论的初步反转，让王家人暂时消停了几天。
小区里再也听不到关于我的谣言，王建国见到我也绕着道走。
但这远远不够。
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和精神伤害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晚上，我和李姐坐在我家，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。
“那两个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李姐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一个比一个会演，口口声声说生活困难，我看未必。”
李姐的话提醒了我。
王芳说她孩子上学要钱，王莉说她工资不够花，这都是她们的一面之词。
一个能把五千块钱的“补贴”说成是几十年规矩的家庭，她们的“困难”，水分到底有多大？
“我们分头打探一下。”我提议，“你人脉广，帮我问问那个王芳。王莉那边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分头行动。
我通过一个在人事部门工作的老同事，辗转打听到了王莉的工作单位。
不打听不知道，一打听吓一跳。
王莉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职员，她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私企担任销售总监，年薪加上提成，少说也有三四十万。
她口中的“生活不易”，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。
另一边，李姐的进展也很快。
她通过广场舞舞伴的一个亲戚，打听到了王芳家的情况。
王芳的老公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生意做得不错，家里有两辆车。
她那个“上学要钱”的儿子，上的根本不是普通学校，而是一年学费十几万的私立国际幼儿园。
这些信息汇总到我这里时，我只感到一阵阵的讽刺和恶心。
两个女儿，一个年薪几十万，一个家庭富裕，却像两条贪婪的水蛭，死死地趴在自己父亲身上吸血。
每个月心安理得地拿走父亲一万块的养老金，还哭穷卖惨，嫌不够。
她们要的哪里是补贴，她们要的是榨干父亲的每一分价值。
而王建国，那个所谓的“慈父”，为了满足女儿们无穷无尽的贪欲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晚年幸福，甚至想拉我下水，让我这个外人来为她们的贪婪买单。
这一家人，从根上就烂透了。
我将这些信息一条条记录在手机的备忘录里，心里慢慢勾勒出一个计划的轮廓。
你们不是喜欢装吗？
喜欢在人前扮演生活不易的“孝顺女儿”吗？
那我就亲手撕下你们的这层画皮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皮囊之下，是怎样一副丑陋贪婪的嘴脸。
